四四小说

真实的梁山好汉 原来你是这样的水浒（第3页）

在宋代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中，除了折可存之外，平定宋江起义的人物还有沂州知州蒋园、海州沭阳县县尉王师心等版本，究竟是谁擒获了宋江，似乎早已无足轻重。

至于起义军的最后结局，或许就像南宋洪迈在《夷坚乙志》中的记载一样，宋江及手下五百人在投降后被全部处死，以悲壮的失败告终。

宋江起义军轻轻地离去，终究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无碑无墓，只有史册中的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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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说：“《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到明中叶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在宋江起义失败后仅仅数年，中原便陷入金兵铁蹄的**下，民族情绪高涨之时，软弱的南宋朝廷却偏安一隅。

于是，宋江起义中那些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英雄传说成为老百姓内心最好的慰藉。诚如胡适所言，梁山好汉的故事正是从南宋时开始广为流传，随着街谈巷议，无人不知。

《水浒传》写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让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而不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实现“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一方面是依据史实，一方面也是水浒故事在南宋初年定下的基调。

当时，老百姓难免将梁山好汉与南宋初年在北方抗金的“忠义人”联想到一起。

忠义人是留守北方的汉人，以王彦的“八字军”等为代表。王彦曾聚众一万余人，在太行山与金兵交战，脸上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他们是北方抗金队伍中一面鲜明的旗帜。

接受招安做官，是这些游寇得到朝廷认可的途径，这与《水浒传》中宋江的想法如出一辙。王彦为宋朝征战四方后，率领八字军随宋军进入临安（今杭州），被授予官职。

梁山好汉最初的民间故事正是从南宋时杭州的瓦子（曲艺、说唱、杂技等表演的场所）开始流传。南宋末年，画家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根据这些故事对宋江起义的三十六个人物进行艺术加工。

其中，“呼保义宋江”“玉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等名号与后来的《水浒传》相比大同小异，但也有不少人物形象与如今的版本大相径庭，如武松最初是一个集酒色财气于一身的流氓，吴学究也是一个“酒色粗人”。

到了元代，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更是成为宋元时期水浒故事的集大成之作，将散见于宋元话本、杂剧中的梁山三十六好汉故事连成一个整体，为日后的《水浒传》提供了大量素材。

除此之外，水浒故事中的很多人物原型出自宋金战争，包括呼延灼、燕青、扈三娘等。

譬如，史书中无呼延灼，却有呼延通。呼延通是韩世忠军中的统制官，多次随韩世忠大破金兵。《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呼延通在绍兴六年（1136）的淮阳之战中，与金军猛将牙合孛堇交锋。双方持枪对战，难分胜负，接着都丢下武器，赤手空拳厮打。

在一番缠斗后，呼延通与对手双双掉入坑中，呼延通费尽力气才将对手生擒。这部分描述与《水浒传》第七十九回呼延灼大战韩存保极为相似。小说中呼延灼的结局，是为朝廷效命，参加抗金战争，最终战死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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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最后一回那首律诗写道：

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

铁马夜嘶山月晓，玄猿秋啸暮云稠。

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

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

在感慨梁山悲剧的同时，又有几分冥冥中自有天意之感。第一回写洪太尉误走妖魔，更是说洪信之所以会放走这些天罡地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宋朝必显忠良”。张政烺、王利器等学者研究《水浒传》时，也曾将其定义为宋代忠义民军卫国的故事。

电影《让子弹飞》中有一个情节，姜文饰演的悍匪张牧之与葛优饰演的假师爷谈论过往，说：“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土匪的名字叫牧之，人们更愿意相信叫麻子。人们特别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应该长着麻子。”

或许，南宋的老百姓，乃至统治者们特别愿意相信，宋江是接受宋王朝招安的一支正义之师，将宋江等英雄的故事编造成富有报国精神的“忠义人”故事，实际上正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

在此后四百年《水浒传》的创作过程中，这一设定始终没有被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