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小说

张献忠真的是杀人狂魔吗（第3页）

在张献忠日益癫狂的杀戮中，到了1646年5月，清军南下击败了李自成部队，占领了陕西汉中，从北面对张献忠形成了进逼之势。于是，1646年7月，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向外突围，临出发前，张献忠先是将自己的280多位妃子斩杀，只留下另外20人“为服役诸事”，“献忠杀妇女后，狂喜欲舞，并向百官称贺，谓已离妇女之厄，身无挂累”。

离开成都时，张献忠又下令将皇宫纵火焚毁，“在城外见隆烟腾起，火光烛地，（张献忠）大为狂喜”。

1646年农历九月，张献忠“率贼营男妇百余万操舟数千蔽岷江而下”。南明将领俞忠良在其所著《流贼张献忠祸蜀记》中回忆说，当时南明将领杨展在四川彭山江口截击张献忠的部众，击败大西军，张献忠历年劫掠的金银财宝很多都在岷江江口段沉没，这也是后来“江口沉银”传说的由来。

由于部队惨败，为了减轻负担，“献忠虑各营家眷众多，不能急行，此皆历年抢掠而来，乃集众贼将共议，饬令将妇女尽杀之”。

不仅如此，由于担心部队中的四川士兵造反，“献忠犹未已，恐川兵反，行次顺庆界。大阅，尽杀川兵，不留一卒”。当时，张献忠军中的都督刘进忠营中大部分是四川士兵，由于担心被杀，刘进忠随后投降清军。

对于部队中有人质疑为何要自相残杀，张献忠震怒说：“老子何用许多人？直须劲旅三千，自可横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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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南明军队击败后，1647年1月，张献忠率领残余的军队扎营于四川西充凤凰山。也就是在这里，一代魔王即将迎来罪恶的终点。

当时，清兵在击败李自成的军队、占领陕西汉中后又继续南下。在张献忠此前试图剿杀不成的叛将刘进忠的导引下，清军随后轻装疾进，并在四川西充对张献忠的军队发起了突然袭击。

对于张献忠死亡的最后情况，始终跟随在张献忠军中的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回忆说：

“（1647年1月3日）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献忠闻警，不问详细，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

41岁的魔王张献忠突然死亡，使得全军大乱，随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则“求得（张献忠尸体）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

这位混世魔王，最终在被杀后，尸体又被斩首悬挂于成都示众，以此向成都城无辜被杀的二十万民众昭告谢罪。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等人转而投降南明坚持抗清，此后，大西军余部、南明势力与清军，以及四川本土军团势力摇黄十三家（也称姚黄十三家）等先后又在四川展开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争夺，加上张献忠时期的屠蜀，四川遭罹战祸达四十多年之久。

张献忠死后38年，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统计全川人口，发现整个四川竟然只剩下1。809万人。而按照史书记载，在107年前的明朝万历六年（1578），当时四川官方统计人口为310。2073万人。百余年间，四川人口竟然锐减达99%，对此史书哀叹说，当时“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根据人口学家测算，考虑到当时政府开征人口税、大量人口瞒报等因素，预计晚明时期整个四川的人口应该在600万人左右，而整个四川自从1644年开始大规模战乱，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官方统计人口锐减达99%，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对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清朝官修的《明史》对此将其定义为“张献忠屠蜀”，《明史》在指斥张献忠时就表示：“（张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按照《明史》的说法，张献忠仅在四川就屠杀民众高达六万万（6亿）之巨，但晚明时期预估全国人口一共也就1亿人左右，六万万（6亿）的说法显然严重夸张失实。

而在明亡清兴的时代大背景中，当时的部分亲身经历者，例如文人冯甦、彭遵泗等人也撰文指出，是张献忠将四川人民屠戮殆尽，“蜀民于此，真无孑遗矣”！

但历史的事实显然不仅于此，张献忠尽管有“屠蜀”的恶行，却并非唯一的凶手。

史学家萧一山指出，张献忠虽然有“屠蜀”的事实，但清军等后续势力对四川的屠戮和破坏更加剧烈，因为尽管张献忠所率军队曾经在崇祯六年（1633）、崇祯七年（1634）、崇祯十年（1637）、崇祯十三年（1640）和崇祯十七年（1644）先后五次进犯四川，但前四次只是短期窜扰，最多也就是停留几个月而已，且张献忠前四次进川并没有大规模屠杀，其“屠蜀”主要是发生在第五次进川，也就是1644年至1647年共三年多时间。

另外从空间上来说，张献忠在1644年2月率兵入川后，于1644年7月攻占重庆，随后又于当年9月攻占成都，尽管曾经一度控制四川大部，但由于明军残军和川民的反击，加上与李自成的农民军相互攻伐，后期又面临清军的进攻，因此在四川的大部分时间，张献忠能控制的地盘，其实仅限于成都周边的十几个县等川东和部分川北地区。从管控区域来说，尽管在管辖境内疯狂杀戮，但张献忠的“屠蜀”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没有涉及四川全境。

因此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说，张献忠的“屠蜀”虽然恶贯满盈，但并非是四川人口锐减的唯一原因。

考究史书可以发现，四川真正的大乱，从明朝灭亡的当年1644年开始后，到三年后（1647）张献忠被杀，但此后南明军队、大西军余部、李自成大顺军余部，以及四川本土的军团势力摇黄十三家等又与清军展开了反复的厮杀争夺，到1662年投降南明的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病逝，这也宣告了南明在大陆的抗清势力全部覆灭。但到了1673年，三藩之乱又接着爆发，此后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清廷才最终平定整个四川。也就是说，张献忠死后三十多年间，四川仍然陷于长期的战争、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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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书记载，以清军在对四川等地的征服过程为例，清军经常以“民贼相混，玉石难分”为由，“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

历史学者李光涛指出，制造出“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屠城恶例的清军，“即如四川之祸，张献忠据此前后不过四年（1644—1647），清人与残明角逐于此者十余年，加以吴藩之乱（指三藩之乱中吴三桂军队与清军在四川的战争），后先相映盖数十年，凡不从者，凡不薙发者，凡遁山谷不为编户之民者，彼皆杀之，然后赤地数千里，此又浮于张献忠十倍二十倍不止矣”。

史学家萧一山也指出，“（清军在）川北之平定，在献忠死后二年，而川东则十余年矣。满汉兵丁所杀，殆不下于献贼（张献忠）”。

而明军和四川本土军阀对四川人民的屠戮，也是异常残酷，例如部分南明军队“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污劫杀，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首）级，半是良民”，而摇黄十三家等地方军阀也是“城野俱焚掠”。这种各方势力对于四川人民的屠戮、杀害和掠夺，又导致了土地抛荒、饥荒、瘟疫，以及虎患等次生灾害，种种因素纠结在一起，最终导致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人口统计时，全川从1578年统计的310。2073万人，锐减至1685年的1。809万人，人口锐减达99%。

对此，在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皇帝曾经让当时的户部尚书张鹏翮请其父亲张烺（1627—1715，四川遂宁人）回忆明末清初整个四川的动**情况。张烺于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烬余录》，对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张烺总结指出：

“今统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张献忠）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摇黄十三家等地方军阀）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也。”

在成王败寇的清廷高压和既得利益作用下，张烺不敢明确指出清军对于川民的残酷迫害，但大体揭示了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后来，刘景伯在描述明末清初四川往事的史书《蜀龟鉴》中也大概指出当时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

“川南死于献者（张献忠）十三四，死于瘟（疫）、虎（患）者十二三，而遗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张献忠）十三四，死于摇黄者（指姚黄十三家等地方军阀）十四五，死于瘟（疫）、虎（患）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

在这些明末清初时人的回忆中，张献忠似乎成了四川人口锐减的最主要凶手，这也是此后张献忠“屠蜀”恶名广为流传的原因。而在清廷统治者看来，在明末清初多方势力争夺四川的过程中，作为角逐者的其中一方和后来的最终胜利者，清廷通过将张献忠不断塑造成“杀人魔王”和“屠蜀恶贼”，进而巧妙地将其对张献忠的征讨和对川民的屠杀，包装美化成“为明复仇”和“替天行道”。

于是，在张献忠确实“屠蜀”的既存事实上，清廷又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各方势力对于四川人民的掳掠与屠杀，全部归咎于张献忠，甚至不惜进行肆意的夸大和渲染，其最终演化的结果，就是由清朝文人张廷玉等人主持撰写的《明史》，宣称张献忠屠戮川民达“六万万（6亿）之巨”，而晚明时期全国人口一共也就1亿人左右。这种极度夸张的数字背后，正是清廷通过全部归责、污化张献忠及其余部，最终达到为自己入主中原、寻求统治合法性的宣传套路。

在成王败寇的逻辑下，有关张献忠“屠蜀”的恶行在既有事实的基础上被不断夸张演化，但此后有一段时间，张献忠残暴的一面又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于张献忠的评价日趋客观，有关张献忠是否“屠蜀”的问题也被放诸在大视野下，进行了更加充分和全面的讨论。只是回顾历史，这段有关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血腥往事，依然让人不寒而栗。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