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小说

张献忠真的是杀人狂魔吗（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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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诸中国历史上的流民暴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字，其在暴动成军后，很多并不是以夺取根据地、争夺天下为战略目的，而是在“抢钱、抢粮、抢女人”的原始谋利驱动下，四处转战居无定所，东打一枪、西放一炮。尽管这让围剿的官军疲于奔命，但也让流民军队失去了稳定的根据地。

流动作战，则使得流民军队上至主帅、下至兵士，都趋向于一种杀光、抢光、烧光的短视行为。而从1630年起事，到1643年底，尽管到处杀掠攻伐，但张献忠跟其他的流民军队一样，始终没有一块稳定的根据地。

于是就在明朝灭亡前两个月，1644年正月，就在李自成挺进北京城的同时，决定与李自成分庭抗礼的张献忠自行放弃了湖南、江西，并将自己从两湖和江西地区掳掠的所有金银财宝，以及强行征募的数十万士兵，裹挟西进四川。

1644年六月，张献忠攻占重庆，由于重庆军民坚决抵抗，恼怒之下，张献忠下令将重庆全城“男女皆断右手”，《明季南略》对此记载说：“砍手者三十余万人，流血有声。”虽然数字可能夸张，但史实的残酷性依然让人震撼。

随后，为了震慑四川境内敢于抵抗的其他州城，想要“杀鸡儆猴”的张献忠又将重庆周边的一万多壮丁全部割掉鼻子和耳朵，每人又斩断一只手，然后每攻一城，就押着这些人到城墙下面震慑守城军民，“刳耳鼻，断一手，驱徇各州县”，威胁各州城居民献城投降。

在这种恐怖主义的震慑作用下，张献忠的军队所过之处，军民震骇，纷纷瓦解。到了当年农历八月，张献忠顺利攻占成都，随后，张献忠在成都正式称帝，并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

对于攻占城池后为何大肆杀戮，张献忠有自己的一套独特“想法”。

在后世流传以及清朝编撰的《明史》中，说张献忠曾经立有一块“七杀碑”，上面写着“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其中，碑文有真有假，在这块至今仍保存于四川广汉的石碑上，其真实碑文写的是：

“圣论：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

在张献忠看来，他怀抱的是“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人类“原罪论”，而人类既然有原罪，又该如何向上帝实现救赎呢？唯一的结论就是，人类要以“死”来抵消原罪。

在1644年农历八月攻占成都后，张献忠就曾经向自己的两位“天学国师”、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指示说：“我有一句谚语是‘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请二位神父将此语速寄欧洲各国，以传扬其聪慧。”

在疯狂屠杀成都二十万无辜百姓后，张献忠甚至还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说：“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

在向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解释自己为何疯狂屠戮川人时，张献忠俨然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并从原罪论的角度出发，表示自己要“替天行道”，杀光四川百姓，其思想恐怖如斯。

明末清初时人沈荀蔚在《蜀难叙略》中记载道：

“逆（张献忠）尝向天诅（咒）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

另外，曾经在1644年被张献忠钦点为进士榜眼的欧阳直，也在他劫后余生所写的《蜀警录》中记载道：

“一日，大雷风雨，献忠仰天大呼曰：‘天爷爷！你也要我杀得彻！’人莫测其故。”

就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中，蜀中的百姓即将大难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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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中，张献忠统治下的四川，也曾经有过短暂的平和时光。

当时住在四川简州（今四川省简阳市）农村的傅迪吉在后来撰写的《五马先生纪年》中写道，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后，曾经派兵到简州“打招安”，这种做法就是将抓来的人背部都用滚烫的烙铁印上“西朝顺民”的字样，然后再放掉。有一段时间，张献忠的部队短暂停止了杀戮，“兵不甚扰民，民亦入营贸易”。

但随着军事上的连续失利，张献忠的嗜杀很快卷土重来。

就在1644年八月攻占成都后，当时张献忠的军队与李自成的军队已经势同水火，为了争夺陕西汉中地区，张献忠派兵出击汉中，没想到被李自成的部将贺珍击败；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入川时攻克的重庆等地又相继反正、击杀张献忠派驻的将官，转而归顺明朝。

当时，由于张献忠军队随意屠戮百姓，蜀中到处燃起了反抗的烟火：“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一县三四个月内连杀十余个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

张献忠称帝后不到半年，1645年3月，明将曾英带兵收复重庆，明将杨展等人又带兵收复川南地区；在民间，四川眉州的平民陈登皞也起事反抗，陈登皞在白旗上书写“敢与残忍流贼张献忠为敌者从我”，几日内就拉起了上千人的队伍，猛攻张献忠驻扎在眉州的部队；在四川井研，平民雷应奇聚众反抗说：“奈何郡县无一杀贼者？”于是拉起义军与张献忠军队对抗；在四川叙州，七宝寺的和尚晞容直接宣讲说：“硐中数百万生灵，岂可坐视其死”，随后拉起500人的义军与张献忠军队对抗，突围而出。

讽刺的是，当初以义军自居的张献忠部队，至此也彻底走到了人民的反面。在李自成部队、明军以及民间义军的联合攻击下，当时，一度控制四川大部的张献忠势力不断萎缩，其向北陕西汉中是李自成的势力，川东、川南则重新被明军和各路义军控制，当时，甚至“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

在这种日益四面楚歌的包围下，张献忠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相反，他开始了最后的疯狂。

张献忠认为“蜀人负朕，恨入骨髓”，“以出兵数败，士众反复，攘袂瞋目，有咀嚼蜀人之心”。恰好在这时，以颜天汉为首的一干成都书生联合写信给李自成，希望引入李自成的势力取代疯狂杀戮的张献忠。没想到信件被张献忠的部队截获，于是，“以为阖境俱反”的张献忠决定痛下杀手。

张献忠开始了最疯狂的大杀戮。1645年，他先是假装以科考的名义，将其治下府县的5000多名士子全部骗到成都大慈寺（一说青羊宫）进行集中屠杀。对此，亲身经历此事的大西朝官员欧阳直写道：

“齐集之日，自寺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至南城。献忠坐街头验发。如发一庠过前，一人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州县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去尽。”

在这种由外而内的大屠杀中，张献忠最终对成都城内的百姓也举起了屠刀。于是，正如本文开头中所写的一样，1645年11月23日，张献忠下令对成都城内的二十万百姓也进行了大灭绝。

史料记载，张献忠将决定屠戮成都的消息公布后，他的养子孙可望等人苦谏说：“其名等随王多年，身经数百战，所得之地卽行杀戮，不留尺寸以作根本。士民既杀，地方取之何用？苟不修王业，将士随王亦无益矣。”但已经进入疯狂状态的张献忠不听，成都大屠杀开始后，孙可望“大为悲伤，叹惜不已”。而在张献忠疯狂屠戮成都等周边府县居民过程中，他的军队中部分将兵不忍下手，有的甚至在巨大精神压力下自杀身亡，“其偏裨不忍行刑，多自经于道路”。

对于为何疯狂杀戮，张献忠还曾经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说：

“献忠杀人无算，屡自解云：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实爱之也。”

除了心理上的“原罪论”等极端思想外，张献忠另外的想法就是，他觉得在南明和清廷的围攻下，他既然难以长期占有四川，那么他就宁可将四川毁灭，也不愿意将一个富庶和人口繁盛的四川遗留给后面的占领者。对此张献忠手下的重要谋臣和大西政权的宰相汪兆龄就鼓动张献忠屠戮川民，汪兆龄说：

“使后有据蜀者，有土无人，势难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