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小说

七 颠覆历史的悬案 赵氏孤儿真相 被掩盖的奸情内讧和阴谋（第2页）

这个版本，根本没有奸臣屠岸贾的身影，“赵氏孤儿”赵武也没有遭到追杀，相应地，程婴、公孙杵臼这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也并未现身。

这个版本，根本不是一个忠奸双方生死搏斗的故事，而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晋国几大强卿家族之间，以及赵氏家族内部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神圣高尚，也没有哪一方有资格以道德相标榜。

但为什么说《左传》这个版本比《史记·赵世家》靠谱呢？

这是因为，《左传》版本在其他先秦史料中，包括《国语》等，被反复记载，而《史记·赵世家》的版本则是“孤证”。甚至连司马迁本人，在《史记·晋世家》中，也采用了《左传》版本，与《史记·赵世家》的版本同时保留下来。

而最主要的证据则是，《史记·赵世家》的版本破绽太多，历代史学家对此一直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按照《史记·赵世家》的说法，赵氏灭门事件发生在晋景公三年（前597），赵同、赵括、赵婴齐、赵朔等赵氏均死于这一年，但事实上，各种史料的记载显示，在这一年之后，这些赵氏族人仍然频繁活跃在晋国政坛上。

此外，公元前597年，“赵氏孤儿”赵武尚未出生，根据史料推算，赵武应出生在六年后，约公元前591年，可见当时的赵庄姬遗腹子纯属子虚乌有。如果把“赵氏孤儿”事件放到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则此时的赵武是个年约8岁的小孩，也不是所谓的遗腹子和小婴儿。

清代大学者赵翼因此指出，“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荒诞不足凭也”。为《史记》纠错而扬名的清人梁玉绳也说，“匿孤报德，视死如归，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之世无此风俗，则斯事固妄诞不可信”。

这几条硬证据，显然足以推翻《史记·赵世家》版本的历史真实性。那么，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司马迁为什么会在《史记》中进行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呢？

众所周知，司马迁撰《史记》旁采博搜传说逸闻，用他自己的话说叫“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他生活的年代，显然可以听到和看到更多后来已经佚失的历史传闻与记载，而这些都成为他笔下的素材。

在《史记·晋世家》中，他延续了《左传》关于下宫之难的记载，从而保存历史之“真”。而在《史记·赵世家》中，他又接受了当时社会上关于这一事件的另一种表述，将下宫之难写成了一个充满道德正义性的“赵氏孤儿”故事，从而保存历史之“善”。这样，史书的真实性，及其所承载的道德责任，他都可以兼顾得到。这或许是司马迁经常在《史记》中保留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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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捋一捋从“下宫之难”到“赵氏孤儿”的演变真相，这段历史的改写和美化，究竟是怎么开始的。

春秋时期，晋国逐渐形成国君与异姓贵族联合执政的基本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国君与异姓贵族，以及异姓贵族之间、同姓贵族内部，为了操纵政局，取得最有利的地位，经常互相结盟、对抗或倾轧。最终的结果，则是强卿家族的旋起旋灭，任是再强大的家族，一旦踩雷就很容易被灭门，先氏、狐氏、中行氏、郤氏、栾氏等大族，都难逃这一宿命。

只有赵氏家族在晋国政坛长盛不衰，绵延不绝。

公元前654年，晋国内乱，赵衰跟随晋公子重耳在外流亡了19年。重耳后来复位，成为晋文公，身为重要谋臣的赵衰由此跻身晋国政坛最高层，奠定了赵氏家族势力壮大的基础。

赵衰死后，其子赵盾承袭父职。赵盾执政20年，独掌军政大权，两立晋国国君，其间还发生赵氏族人赵穿弑杀晋灵公的事件，可见赵氏的势力已经极其强盛。

晋成公继位后，封重臣嫡长子为“公族”，开启了异姓贵族跻身公族的先例。身居高位的赵盾将“公族大夫”的位置转予同父异母的弟弟赵括，这一做法，有利于增强整个赵氏家族在晋国的分量，但却埋下了赵氏家族日后内讧的隐患——赵括这一支取得“公族大夫”身份后，在宗族中的地位比赵盾这一支高，但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却比赵盾这一支低。如果赵括这一支不满足于现有的地位，想更进一步，这种权力不平衡的现状就很容易引发家族内斗。

公元前601年，赵盾死后，其子赵朔代表赵氏家族占据晋国军政上的位置，但赵朔已无法取得赵盾一样的高位，因为晋国另外两个政治家族——栾氏和郤氏强势崛起，分割了赵盾原来的权力，并成为赵氏的政治对手。与此同时，赵朔的叔父辈——赵括、赵同、赵婴齐，则位居更低一级的官位。

大约公元前589年，赵朔死后，留下守寡的妻子赵庄姬和一个三四岁的儿子赵武。至此，赵盾—赵朔—赵武这一支，由于赵武年幼，而面临强势的赵括这一支的权力侵夺。

两年后，发生了赵庄姬与赵朔最小的叔父赵婴齐的不伦之情。这段恋情是怎么发生的，已无法考证。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赵庄姬从了赵婴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她想在赵氏家族内部找到庇护年幼儿子的力量。

史料记载，在赵同、赵括、赵婴齐三兄弟中，赵婴齐比较有远见，做事谨慎，很早就意识到栾氏、郤氏是赵氏的政敌，提醒两位兄长应该加以防范。但赵同和赵括则相对鲁莽激进，好勇而狂，曾在晋楚邲之战中盲目鼓动出兵，导致晋国惨败。

赵同、赵括借家族通奸丑闻，将赵婴齐逐出晋国，这使赵庄姬母子失去了家族内部的庇护。为了保住儿子的利益，赵庄姬在赵婴齐客死异国后，使了一个毒招，诬告赵同、赵括欲反。

这起诬告案，很快促成了晋国政坛几股力量的联合：晋景公从自身利益出发，削弱赵氏家族势力有利于加强君权，从个人情感出发，也肯定支持姐姐赵庄姬和外甥赵武，向赵同、赵括实施反击。而栾氏、郤氏也闻风而至，赵氏内讧，对这两大家族而言是利益最大化，所以他们主动跳出来替赵庄姬作证，说赵同、赵括确实要谋反。

经由晋景公、赵庄姬、栾氏、郤氏的共谋，针对赵氏部分灭族的下宫之难由此爆发。赵同、赵括这两支被灭门，晋景公削弱了赵氏势力，栾氏和郤氏打击了政治对手，而赵庄姬则扫除了儿子赵武继承家业道路上的障碍，三方各得其所。

二赵被诛灭后，晋景公并未奖赏栾氏、郤氏，而是将赵氏的土地赐予了与此次事件无关的人——晋国另一个要员祁奚。晋景公这个决定，很有深意——如果赏赐给栾氏、郤氏，这两个家族会进一步坐大，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如果直接还给外甥赵武，则此次事件的目的就昭然若揭。所以他选择口碑颇佳的祁奚作为一只“白手套”。

在宣布赏赐给祁奚之后，此前受恩于赵盾的韩厥像串通好了似的站出来，进谏晋景公，说应该把赵氏的土地还给赵盾之孙赵武，并立赵武为赵氏宗主，这样才不会使赵衰—赵盾—赵朔这一系晋国功勋无人继承。晋景公表示完全同意。

于是，下宫之难整个事件的最终受益者出现了——这就是赵武。

这起由家族通奸引发的灭族阴谋，从头到尾没有忠奸对错之分，有的只是参与各方的利益权衡和不良动机。所以，一旦赵氏后人掌握了书写历史的权力，他们一定会对这起**裸、血淋淋暴露家族丑闻的事件进行重新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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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和美化本家族历史，几乎是每一个家族的本能。《史记·赵世家》讲述的“赵氏孤儿”故事，正是战国时期赵国对“下宫之难”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进行重新修饰和创作的结果。

下宫之难后，韩厥执政期间，将自己的儿子韩起和“赵氏孤儿”赵武提拔为卿，两家联手长期主导晋国政权。到赵武之孙赵鞅出场时，他已是赵国基业的开创者。公元前453年，赵鞅之子赵无恤联合韩家、魏家灭掉智家（智伯瑶），三家分晋，自立为诸侯。

在三家分晋的过程中，赵氏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主导者。赵国建立后，在编撰国史时需要追溯光荣伟大的过往，神化赵国君主身世，相应地，那些涉及**、诬告、内讧、阴谋和利益转移的不光彩的历史则需要更新。

在这种背景下，《左传》叙述的“下宫之难”版本——一个私通的母亲，为了替情夫报仇，给自己的孩子争夺家族利益，而诬陷对手谋反，从而假手国君和其他家族将其剪除——显然有损于赵氏一系的形象。因而，很快被服务于赵国的史官改写为“赵氏孤儿”版本——赵氏孤儿一出生，父母就遭奸臣害死，而他在忠义之士的帮助下幸免于难，长大后实施了伟大的复仇，并赢得百姓的承认。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这个带有英雄神话色彩的全新故事版本，人物和事件处处与真实的历史发生抵牾，但为什么还能得到流传，并最终以虚构战胜了真实呢？

很明显，一个关于忠诚和正义的好故事，更容易得到国人的认可和传播。在被改写后的“赵氏孤儿”故事中，充满着忠君报国、抵抗邪恶、知恩图报、舍生取义、有冤必申有仇必报等传统文化十分推崇的思想，同时塑造了程婴、公孙杵臼这一对“生难死易”“一生一死”的英雄形象，很能戳中人的内心。

与此同时，历代尤其是两宋时期的官方宣传，让“赵氏孤儿”故事得到了官民的同步认可。一方面，宋朝也是赵氏建立的政权，同为赵姓，非常乐意从“赵氏孤儿”的历史资源中寻找正面力量。宋神宗时，程婴、公孙杵臼获封侯立庙，“以旌忠义”。另一方面，南宋开始和结束时赵氏面临的情境，跟“赵氏孤儿”的状态几乎是一样的。北宋靖康之变后，徽钦二帝及几乎整个皇室被金人掳掠北迁，赵构成为当时帝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是一个事实上的“赵氏孤儿”。南宋末年，元军拿下临安，押走宋恭帝赵显和太后之后，宋端宗赵昰、宋幼帝赵昺孤悬南海，直至崖山海战，再次出现了“赵氏孤儿”的事实。历史情境的相似性，导致宋人对“赵氏孤儿”故事尤其有认同感。

进入元朝以后，元杂剧《赵氏孤儿》问世，宣扬为正义而牺牲，向奸邪复仇的精神，这本身就是宋亡后汉民族希望反元复宋的一种隐喻。

宋元以后，“下宫之难”的历史真相逐渐湮灭，“赵氏孤儿”的故事经过千万遍的讲述则上升为历史。历史重构战胜了历史真实。

用当代的眼光来看，《赵氏孤儿》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审美价值，但当我们感动于其中的精神力量时，最好也提醒自己——这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属于文学，不属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