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我回煤矿看工友
生活,创作之源;故乡,生命之根。
我创作的源头,我生命的根系,在湘中那片黑色的土地。
又是开春的日子了,又是新春的佳节了。
每当这个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临近的时候,一腔思念之情,就在我心中澎湃。调离那片山地,已是二十六七年了,而我的心,却一直存留在那里,存留在那里的山道、煤巷之中,存留在那里的比我年长、比我年轻、与我同龄的工友之中。我为那里的兴旺欣喜,我为那里的困境焦急。离开那里以后,我经常回那里去看看,看看一同挥汗建设这片山地的工友。那里红火的时候是这样,那里冷清的时候,更是这样。
2005年2月1日,离除夕只有几天时间了。我驱车前往那片山地。延续了半个多月的雨雪,这天停住了。太阳,兴冲冲地跃上了天幕,扫去了一片片阴云。天,放晴了。
我们的车子,驶进了一片矿区。对面,是一排起伏的山脉,那是望龙山。这座脊梁般挺起的矿山,多次与我对这片山地的满腔深情一道,进入了我一个一个的作品。
车子在一排低矮的房屋前停住。我走下车来,径直朝一节坡道走去。这次回矿来我最想见的那个人,就住在坡道下面的房子里。那里,原是一个职工食堂。前年,矿上将这个大食堂隔成一间一间的小房子,安排给几位退休老工人居住。他,就住在这里。
“谭谈!”
老远,他就看到我了。站在门前,朝我扬手。
我匆匆地朝他走去。
上世纪80年代中,我头戴一顶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帽子,到那里兼职深入生活,成为这座矿山城市的市委副书记。我借住在市人武部的一栋宿舍里。顶屋,6楼,冬日,极冷。当时,我心胸中,正涌动一部长篇小说的波涛。屋外,雪粒嘣嘣地敲打着窗户玻璃。屋里,我在奋笔书写着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美仙湾》。为了减少干扰,我平生第一次,耍了点小聪明,我在门口贴了张小纸条,上书:本人因事外出,有事请留言。因写作正处于癫狂时候,不管外面怎么敲门,我都不理不睬,全身心沉浸在小说展示的世界里。
一天,写完小说的一个章节后,我撂下笔,推开门,想到外面去踱踱步,透透气。门一打开,厚厚的一张纸片,落在地上。那是从商品包装箱撕下来的一片纸。我躬身捡起一看,只见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一笔一划,又粗又硬,像火柴棍子搭起来的一样:“谭谈,我来看你,你不在,只好走了。我还住在老地方,很想见见你。周忠汉。”
他来了,还呆在老地方?
我沉默了,心在怦怦地跳。
屈指算算,18个年头了。这老兄,一直呆在那荒芜、偏僻的山顶上?那一年,我们一起从部队复员到这座矿山,都分在矿区最繁华的地段工作。当时,我24岁,他长一二岁,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他还在部队时就结婚了,爱人是矿上的一名女工。回到矿山不久,他就当爸爸了。偏偏在这时,组织上决定调他上山,他心里不大愿意,但他不善言辞,要他找领导上说一句话,比要他下井上一个班还感到为难。他终于带着家人和家当,上山去了。那座山,我们叫不出它的名字,大家都管那里叫四风井。他上山不久,我邀了几个伴,到那里去看他。上山没有公路,一条羊肠小道,串连着这里的坡坡岭岭。花了两个多小时,才走到那里。山坡上,仅搭着两栋棚子似的简易平房,住着二三十个工人,十分荒凉、清冷。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从山里拣来蘑菇,扯来小笋子,还炒了腊肉,美美地招待了我们一餐。此后不久,我便离开了这座矿山。直到十年以后的1979年秋,我在《工人日报》当记者时,回到这座矿山采访,一打听,他们夫妇仍旧在山上。山上仍旧没通公路。我在矿部一位干部陪同下,翻过木丝坳,走了十五六里山路,去看他。
他挖了自己种的脚板薯,又煮了春夏时节采来的蘑菇招待我。餐桌边,我们交谈着。我才知道,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老大和老二,都上学了。可山上没有学校,只好放一个奶奶家,放一个外婆家。这时,我才更深一层地体会到,这山顶上生活的艰难!
不觉间,又是七八年过去了,他竟仍然在那山顶上。去年底,我到这座小城来深入生活,兼任这里的市委副书记。他那座矿,是自己一方偏僻的“领地”。他这么远跑来看我,是不是有求于我,要我帮忙将他调下山来?我捏着那块纸片的手,不禁抖动起来。是呵,他领着妻子和孩子,在那里默默地度过了18年,这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呵!他应该下山了呵!
我终于上路了。现在,山上通了公路。小车,在这条一个之字又一个之字的公路上奔跑着。为了便于解决他提出的什么要求,我特意让小车开到那个矿区最繁华的地段,把工区党委书记老张拉上车来。路上,我忍不住问老张:“他干得怎么样呵?”“很难说具体。没听人讲他好,也没听人说他坏。这也许是我太‘兵僚’主义,也许是他太普通了。”这话我信,在涟邵矿区四万多名工人中,他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那么,他有没有提出过要下山呢?”“也没有呀!”
很快,车子爬到山上,停在井口边的坪里。老张领着我朝山坡上的那栋平房爬去。随着我的几声大喊,从一个门孔里走出来一个矮矮的女人,那是他的妻子陶素莲。
“忠汉呢?”
“洗澡去了。”
一会,一个穿条裤衩光着膀子,**出一身结实的肌肉的汉子,从坡下陡陡的石级上爬上来了。是他,是我的战友周忠汉。
“身体可好?”
“好!”
“家里呢?”
“好!”
“孩子们呢?”
“好!”
他一边给我们端来自己煮的糯米甜酒,一边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言辞回答我。经我细细盘问,方知他的大孩子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老二和老三读书。还是那样,一个在奶奶家,一个在外婆家。
“你,有什么想法就讲呀,我特意把你们书记喊来了。”我谨慎地启发他。
“没,没什么想法。”
“有没有想过要下山?”我知道他秉性迟钝,便进一步地启发。